今年6月14日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逝世80周年纪念日。德国国内将会举行许多纪念活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纪念活动更是数不胜数。当韦伯的遗体在1920年6月17日被安葬在慕尼黑东郊墓地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亲友、学生和同事参加了其简短的葬礼。这当中没有人会想到，80年后的今天，韦伯会享有如此高的世界性的声誉。韦伯与马克思、爱因斯坦一起并称为对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三个德国人，是德国理所当然的骄傲。
今天，没有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人不知道韦伯，没有任何一本社会科学的教科书或词典没有关于韦伯的论述和字条。在德国，很少有城市没有以韦伯命名的街道或广场。但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也就是说，在韦伯死后40多年的时间内，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其它领域，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有一个事实或许可为韦伯声誉的巨大变化提供一个有趣的注脚。慕尼黑市有一个“马克斯·韦伯广场”，人们以为这理所当然是为了纪念这位社会学家的。但事实上，这个广场最初是为了纪念一位也叫马克斯·韦伯的慕尼黑市议员的。他死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之后。目前在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贝克（UlrichBeck）教授建议将这个广场只以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字命名。在参考了贝克等人的建议后，慕尼黑市政府终于做出决定，“马克斯·韦伯广场”是为了同时纪念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市议员马克斯·韦伯而命名的。
毋庸置疑，韦伯生前并不是完全默默无闻。但人们对他的认识，却远非今天这样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我们今天把韦伯当成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为迪尔凯姆〖EilDurkheim〗、齐美尔〖GorgSimmel，又译席美尔，或西梅尔〗），这一点现在已得到了公认。韦伯生前的命运远比大家想像得要“悲惨”。1919年，在韦伯认为自己是一位社会学家时，得到了慕尼黑大学的受聘通知。他非常希望自己被慕尼黑大学任命为“社会学”教授，但恰恰是这一愿望没有得到满足。与他希望的正好相反，慕尼黑大学甚至在任命书中做出明确规定，韦伯在大学不得讲授社会学的课程。心中甚感不快的韦伯，也没有办法，只能接受事实（讲课的名称其实并不重要，他在课上讲的内容还是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的）。
在二战结束前，美国一位社会学家曾做过一项调查，在提问对美国社会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前三位社会学家时，没有人提到韦伯。（调查结果是：斯宾塞、齐美尔和迪尔凯姆。）
韦伯逝世前一年（1919年），他应慕尼黑大学学生会的邀请发表了两次演讲，后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作为职业的学术》和《作为职业的政治》两本小册子。加上1905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差不多是韦伯生前还为人们略有所知的仅有文献。韦伯生前所能有的声誉，与其说是来自学术界，不如说是来自外界。要是韦伯生活在现在，他就有点像那样经常在媒体前（电视、广播）发表对时事看法的学者。韦伯深深地参与了当时德国的社会政治，常常就一些社会问题发表看法。他在生前的知名度多半与此类活动相关。另外一点，就是所谓的“海德堡的神秘传奇”的光环效应对韦伯的影响。韦伯的海德堡时期，也是海德堡在学术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参加和主持各种学术沙龙，在当时海德堡的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
韦伯死后，遗孀玛丽安娜为了扩大其夫在学术上的影响，相继编辑出版了《政治论文集》（1921）、《学术理论论文集》（1922）、《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1924）、《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其中最重要的应是被称为韦伯杰作的《经济与社会》（1922）的出版。这本书在出版初期产生的反响非常有限。在二次世界大战前，谈到社会学，德国学者津津乐道的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Sombert）和齐美尔，甚至年轻的舒尔茨（AlfredSchueltz）也享有比韦伯高得多的荣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韦伯的影响远非如此低。但从1922至1947年，《经济与社会》一书总共只出售了不到2000本，这一事实使得一些过高估计韦伯影响的做法大大打了折扣。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教师，韦伯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由于早逝，韦伯本身的教龄不长。在他指导过的非常有限的几位博士生中，竟无人获得教授资格。这些人中也没有人在学术上显示出任何影响。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正式的学术上的继承人，其教席在他逝世后也不复存在。由他自己创建的所谓“韦伯学派”根本就不存在
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德国大学的重建工作就开始了。社会学也得以重新讲授，但很少有人在课堂上讲授德国社会学家的学说。不用提韦伯，就是几位当时比他有影响的人，如滕尼斯（FerdinandToennies）、桑巴特、齐美尔的学说也没有人感兴趣。大学里热衷讲授的是刚从美国传过来的“时髦的”“结构功能主义”。1950年至1965年间，德国社会学界被“结构功能学派”统治着。当时，不少学习社会学的学生，自费到美国去留学，然后再回到德国讲授美国的社会学。这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情形恰恰相反。
在联邦德国随后发生的所谓“经济奇迹”期间，更少有人去关心韦伯的著作。
1964年在海德堡召开的国际社会学大会，使得韦伯在德国被接受的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来自世界各国的一些著名社会学家，如哈佛的帕森斯（TalcottParsons），巴黎的阿隆（RaymondAron）、伯克利的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等人一致认为，韦伯的地位应仅次于马克思、迪尔凯姆之后，是社会学理所当然的“经典作家”。这一态度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德国学者的震惊和反省。德国的政治家在二战后以紧跟美国政策为标志，学者也不例外。正如《圣经》新约中所说，先知者在家乡是不受欢迎的。但这指的是生前，死后就不一定了。不管人们现在对帕森斯的学问如何评价，有一点是不能否定的。正是通过他的介绍，使得韦伯被英语世界的读者广泛了解，并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韦伯研究热。帕森斯翻译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也许是韦伯的广为人们阅读的著作。也许帕森斯的翻译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也许通过他的所谓“结构功能”学说，把韦伯“帕森斯化”了。但没有帕森斯的工作，韦伯就不可能被德国学者们“重新发现”。这一点常常被一些目前在做所谓“去帕森斯化”的德国学者所否认。事实上，正是韦伯的“出口转内销”，使得他在德国学术界被重新发现并受到重视。
当然，在这个“重新发现和重视”韦伯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人都受到帕森斯的影响。对于一些本来就视韦伯为天才的人来说，不过是利用了这个机会。比如韦伯遗孀玛丽安娜的工作。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她的做法不是很可取，但对于传播韦伯学说却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德国学界虽然对她的工作从学术上评价不高，但对其人评价却不低。她应该是德国第一个妇女运动的组织者）。哲学家雅斯培尔斯（KarlJaspers）也加入了赞扬韦伯的行列。雅氏的《马克斯·韦伯》一书最早对韦伯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雅氏在晚年还坚持自己的这种看法。
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些人把韦伯神圣化、英雄化了，同时也给韦伯定了型。韦伯被赋予“精神贵族”、“天才”、“巨人”等称号。这就使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持一种批判的、公允的态度来评价韦伯变得几乎不可能，也对韦伯在德国的接受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有害影响。当然，人们也不能过高估计这种影响，因为这些“歌德派”中很少有专业的社会学家。
情绪化的过份赞扬的做法，在年轻学者中并没有得到反应。正是在1964年的那次著名的海德堡社会学大会上，来自科隆的年轻历史学家默姆森（WolfgangJ．Mommsen）提交了一篇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过的论文。文中他把韦伯的“平民式的领袖民主”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元首国家的兴起联系起来。当时海德堡大学年轻的哲学副教授哈贝马斯（JuergenHabermas）挺身支持了默姆森。他指出，在德国当时一直还在寻找各种托辞为自己的失败辩护时，不再忘记韦伯的“皇帝式的领袖民主”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这一事实。韦伯在慕尼黑时期的学生，当时已满头白发的列文斯坦（KarlLoewenstein）为他一直尊敬的老师进行了辩护。他认为有一些年轻人的做法是“不尊重历史”，是学术上的“不诚实”。这场争论对在德国公正地评价韦伯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无论如何，在海德堡大会之后，一个“经典作家”韦伯的形象已经形成。但这个形象是“模糊”的，带有很大的选择性。由于韦伯的论著涉及法律、历史、哲学、社会学、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韦伯被不同领域的人同时奉为“经典作家”。从每年各国出版的堆积如山的论及韦伯的论文和著作来看，他的“经典地位”无疑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从社会学本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却遇到很大挑战。德国目前研究韦伯的权威之一，汉堡大学教授克斯乐（DirkKaesler）的看法被认为代表了一部分学者在韦伯研究过程中的“公允做法”。（克斯乐本人研究韦伯经年，最初也在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系执教过，他的一本《韦伯》评传，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
首先，克斯乐认为目前这种持续不断、日益增加地对韦伯著作的讨论，以及把韦伯与各种问题论域联系起来的做法，并不是真正的韦伯“复兴”。韦伯在二战之前的真正影响，与二战后的不断“神圣化”不可同日而语。他在生前从未成为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学讨论的中心。这种变化从理论上讲过于突然。
其次，从严格学术意义上讲，韦伯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社会学理论。他的论著中充满了随意的假定、猜测和一些不严格的推论。他的论著的非系统化，相互矛盾以及或疏或密，或浅或深的不同程度的论述，使得他的著作犹如一个巨大的“采石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或目的来或加以开采、或加以保护。有人感到惊奇，有人感到不可理喻。
在克斯乐等人看来，韦伯并没有发现任何在他以前不曾出现的问题领域。从方法论上讲，韦伯的贡献更小。无论是“理解”（Verstehen）方法，还是“理想类型”（Idealtype）都不是从韦伯开始的。韦伯用“理解”方法来研究社会学，是受到了齐美尔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另文再述），他自己也很坦然地承认这一点，并且认为齐美尔的《历史哲学的问题》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当然，也有人认为，韦伯的学法律的背景影响了他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
尽管这些意见是韦伯研究权威讲出来的，也并没有得到完全肯定。韦伯或许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概念和理论，但他的巨大的综合能力却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上鲜有完全独创的天才。任何天才都是在他人的基础向前迈进的。因此，综合性的创造是不容忽视的。
倒是一些有关韦伯情感生活的探讨争取较少。这些探讨以前是“禁区”，现在通过一些学者的研究，它们反倒得以让人窥视这位伟人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与弟弟阿尔弗里德（AlfredWeber，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社会学家，1958年去世，享年90岁）之间的在学术和情感上的微妙关系，与弟媳爱尔莎（ElseJeffe－Lichtenhofen，1973年才去世，享年99岁）之间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他本人对弗洛伊德的学说的看法，都是近年来探讨的主题。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这一点没有任何怀疑，但是不是一个沙文主义者，就有不同的看法。历史没有尊重韦伯的深深忧虑。韦伯当年担心在东普鲁士的过份外国化（波兰化），在今天的德国可以说是到处可见。韦伯是一个深深打上威廉时代特征的人，他并不是一位像哥德等人那样以“世界公民”自居、自傲，行事和思考的人。他始终是一个德国人，一个对德国的命运深深担忧并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实际历史进程的思想家，是一位充满了激情和好斗精神的人。
《韦伯全集》（MaxWeberGesamtausgabe，简称MWG）的出版是韦伯在德国和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史上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1974年成立了出版历史批判版《韦伯全集》的委员会。由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历史学家默姆森教授、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家施路赫特教授（WolfgangSchluchter）和勒普修斯教授（M．RainerLepsius）、康斯坦施大学的社会学家拜厄教授（HorstBaier）以及独立学者文克尔曼博士（JohannesWinckelmann，1985年已去世）等人组成。其中，施路赫特教授可能最为国人所知，他对韦伯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韦伯全集》由于受到德国研究协会（DFG）巨大的财政支持，巴伐利亚科学院、莱默斯基金会（Werner－Reimers－Stiftung）以及MohrSiebeck出版社的大力协助，正在缓慢地进行着。全集分三大部分：一、著作和演讲；二、书信；三、课堂讲义。第一部分计划出版23卷。目前已经出版了第2、3、4、5（上、下）、8、10、11、15、16、17、19、20、22共13卷，同时出版了光盘版。第二部分计划出版10卷，已出版第5、6、7（上、下）共三卷。第三部分至今还未见动静。何时完全出齐，还不是很清楚。据德国学者自己估计，还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专业版印刷精美、价格昂贵，如第二大部分第五卷：《1906－1908年的通信集》，需448马克，约1800元人民币。同时也出版学生版，价值适中。这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而且不惜任何代价和成本。不能说这个版本就是最终的“权威版”，但其对未来韦伯研究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对韦伯的研究将会持续热下去，但程度会很不相同。批评的或公允的研究会越来越多，但人们也不可能阻止对韦伯的进一步“神圣化”。从韦伯在自己故乡的接受史来看，学术的变化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学术不可能脱离政治和经济环境而单独存在。正是在有关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方面，人们普遍地误解了韦伯。韦伯的“价值中立”（Wertfreiheit）的学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成了人们远离政治的一个最好的借口。这又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在事实和价值之间是否存在着严格的区分？韦伯是明确反对这种区分的。但这似乎与他的一些实际做法相悖（另文再述）。
韦伯是一个矛盾的人。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可能正好相反，一个“经典作家”必然是一个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人。而正是这种矛盾让“经典作家”成为我们研究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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